命理八字学＂系统思维＂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启发
命理八字学"系统思维"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启发
命理八字学中的模型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许多借鉴意义，但是这并不代表了笔者倡导一种“学术民族主义”。社会学在本土化的同时，也必须要与世界社会学界对话、沟通。
社会学的本土化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知识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即本体论，二是社会知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③如果说命理学模型对于认清中国家庭、社会的自性具有本体论上的借鉴意义，那么命理学所蕴含的“系统思维”则具有与西方社会学方法论上沟通的价值。
(一)西方社会学的“我”与命理学中的“日主”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产生，深受牛顿一笛卡尔二元哲学、实证科学思维的影响与作用与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将“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可以说，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实证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二0世纪六0年代开始，诠释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这使得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危难和困境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不同范式之间的矛盾，就其理论本身而言，也存在着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如：主体与客体、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连续性与断裂性等等。二0世纪80年代以后，为解决这些二元图式给社会学理论带来的危机危难，欧美的社会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策略。欧洲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围绕能动结构展开，代表理论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而美国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围绕微观宏观展开，代表理论有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吉登斯、柯林斯等社会学家的努力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图式，但并不能消除这一现象。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分裂与对立主要源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长期对立。作为现代性和实证主义哲学产物的社会学从刚开始便陷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中，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滥用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不仅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异化，也造成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异化和危机危难。
社会学理论中的分裂与对立，其深层次的根源是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哲学。从这个角度来说，命理学中的“天人合一”思维具有许多的借鉴意义。在中国古人看来，阴阳五行之气构成了世间万物，人禀赋二五之气，是万物之灵。因此，天与人共同遵守阴阳五行的运行金科玉律，互相存在着感应关系。阴阳五行理论因强调直觉性，缺乏逻辑性，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直广受垢病。但笔者认为，将命理学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加以提炼、诠释，能够对弥合社会学理论二元图式具有借鉴影响与作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不同文明各自的优势，应该而且可以互补。如果说中国文明有它发育不全的一面，造成了后来某些技术方面的脆弱，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不堪一击。那么，其直觉体验的那种先见性和超前性，又使得它很早就体会和领悟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经过许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经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几点上。社会学充分认识这种历史荣辱兴衰的大轮回，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我们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脉络，在面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时代，能够心有灵犀、充分领悟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就意味着“我”是存在的根据。而在命理学中，并没有西方哲学“我”的概念，而是将“我”称之为“日主”。日主在家庭、社会乃至一切关系中，都是通过“克我”、“我克”、“生我”、“我生”、“与我同类”的五种关系发生联系。费孝通先生说决定人的行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我’，那种讲不出的‘我’，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感知，实际上很多人是能够通过直觉感觉到的。这种直觉，现在好像还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解释……对讲不出来的‘我’的研究，也就是从主体的角度对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意会，是社会学面临的又一个挑战。社会学作为一种以逻辑因果和系统分析见长的学科，是有条件也有责任对这方面进行探索的。”②可以说，命理学中的日主概念以及五种关系是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我”概念。对比“我”与“日主”两个概念可以看到，命理学中并没有将主客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命理学中的“日主”，只有处于五种生克关系中才有意义。而这五种生克关系既适用于家庭关系、也适用于社会关系，并不存在微观宏观上的对立。
需要指出的是，命理学“日主”的概念并非是在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日主”所能支配的关系分别为我克”、“我生”、“生我”，支配日主的关系分别为克我”、“与我同类”。前者代表“能动”，后者代表“结构”。而在命理学中支配日主与日主所支配的五种关系中，又有着相互的制约、互动关系。可以说，命理学中的日主、五种关系概念是动态、辩证的。而在命理学对家庭、社会关系的动态、辩证模拟的背后，是中国古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即把人类和自我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来认知，而不是把人类和自然、自我和他人放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图式中来考察。
笔者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二元图式的对立，其根源在于笛卡尔将“我”作为存在根据的二元哲学。笛卡尔哲学范式奠定了实证科学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等于社会学也要贯彻其二元对立的范式。社会学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不同文化中“我”的概念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并非是社会学理论交流的隔阂，恰恰是缓解实证主义社会学带来紧张感的另一种视角。命理学中对“我”的认知以及日主与外界的五种关系不失为我们与西方社会学理论交流和沟通的一种智慧。
(二)全球化视野与命理学的系统思维
正如上文所述，深受笛卡尔二元哲学形塑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近半个世纪以来，其自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二元图式，同时也受到了后现代、现象学等思潮的抨击和挑战。而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社会学理论所需要做的工作并非是修补，而是“范式”的变革。
在社会学理论中，已经有许多学者对范式的转变做了探索：哈贝马斯在交往中寻求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吉登斯以结构化理论统一微观宏观，布迪厄以反思社会学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瑞泽尔力图建立一种完整连续层次的社会学理论。但上述这些社会学家的努力受到了后现代社会学的挑战。否定整体化倾向和普遍性特征的后现代社会学，使得整合社会学理论不同范式的努力成为泡影。
笔者认为，整合社会学理论不同范式努力之所以失败，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学理论不同范式(实证主义、批判主义、人文主义范式)的主要假设依旧建立在笛卡尔二元哲学基础上。正如提出“范式”概念的库恩所说:系统概念构成新的范式。而社会学理论中的系统论，依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机体类比，缺乏更深刻的解释力。基于上述，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的“系统论”，并不简单是通过整合能够做到的。而是一种建立在系统哲学上的社会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命理学中的“十神”系统模型可以说是“社会学系统理论”。
命理学中的“十神”系统不仅仅模拟了中国人的家庭、社会关系(六亲关系网、财官关系网)，而且经由现代人的诠释，成为了一个涵盖心理、家庭、社会、经济、人与世界关系的系统理论。就心理层次来说，民国时期的潘子端已将“十神”系统与荣格的人格类型说结合。就经济层次来说，今天的命理学家用“十神”系统来解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危难。而就人与世界关系来说，“十神”系统以我克、我生、克我、生我4种关系作出了生动的解释:人依赖与自然界，这是“生我”(印科学技术是“我生”(食伤);人改造自然界。人的改造活动产生劳动产品和废料、废水，这是“我克”(财);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会造成环境和生态危机危难，会伤害人类生存，这是“克我”(官杀)。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平衡的关键是要把科技和经济活动产生的破坏影响与作用转化为“生我”的自然环境。只有实现了上述几种关系之间的动态平衡，人类社会的繁衍和发展才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生生不息。正由于建立与系统思维基础上的“十神”系统经由现代人的阐释，成为了一套涵盖心理、家庭、社会、经济、人与世界五个层面上的连续统理论。而在每一个层面上，“十神”系统都具有十分强的解释力。因此笔者认为，命理学的“十神”系统比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系统论更符合“系统论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