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山帮”的席正甫是什么人物？对中国近代史有什么影响与作用与影响？_洞庭山(席正(是什么(什么(人物(中国(中国近代(中国近代史(影响
席正甫，一8三8年出生于江苏洞庭东山的一大户人家，其父席品方，一85七年太平军战事发生，席正甫来到上海，在同乡所设的小钱庄当学徒。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钱庄，又当上汇丰银行跑街，曾代表汇丰银行王槐山与清zhengfu商谈福建台湾海防借款事宜。当上汇丰银行买办，受到清zhengfu李鸿章和左宗棠的赏识，席正甫接受二品衔红顶花翎。
因席正甫在汇丰银行的威信及和清zhengfu高层的关系，他在汇丰银行的地位资历长达三0年之久。期间，席正甫集聚了大量资产。一88七年，席正甫与严兰卿合资开设了协升钱庄，使席氏家族在一九世纪20世纪初上海滩风云一时的买办世家。一九0四年，席正甫寿终正寝，公共租界的巡捕武装护送祭奠队伍从南京路通过。
汇丰银行是旧上海近代资历最为雄厚的外商银行，席正甫创造的家族传奇，奠定了席氏在商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席正甫的儿子席裕孔娶王汉槎的女儿为妻，席正甫的三儿子席裕光曾任宝信银行和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娶许春荣三女为妻，与陈果夫陈立夫都成了姻亲。
席家在上海开设的大小银行三四家，其中一七家由席家担任买办，占据了上海的金融界的重要位置，这在旧中国是独特的，善于经商敢于冒险的家族 传统，使进入租界的席氏能熟练的适应了商界环境，在华商和外商之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因此说，席家是洞庭乃至江南第一金融世家，也是中国金融界无与伦比的经济中坚。
一九世纪中叶洞庭席家子弟开始大量迁移上海，这里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因为鸦片战争爆发，上海等辟为通商口岸，当时整个中国处于“千年未遇之变局”；而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因素是随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长江沿线、运河通道，战火弥漫。而沿江沿河原来是洞庭席家人行贩的重点区域，“初我山人素善贾，精华萃江皖淮徐间”，战火蔓延，商业荡然，他们的生财之路断绝，兵荒马乱，无所谋食，他们转辗徙业，来到了上海。再加上太平军、清兵交战，波及东山，致使更多的席家子弟前往上海避难。以后，席家很多人的生活，就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在家族史的研究中存在的一种倾向是，过于集中在对几个核心人物或关键人物的关注，焦聚于“点”，而忽视了整个家族的“众”。洞庭席氏家族传至近世已有三四十代，子孙繁衍，人数众多，面对这样一个大家族，在关注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这些中心人物的同时，也要广泛地收集家族其他成员的资料，寻觅他们的事迹。在汇集了各支、各房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实际上近代在上海的洞庭席氏子弟，支脉纷繁，从事的行业也多，各显神通。在上海，席家迎来了一个诸业俱兴的时期，这也可以称之为洞庭席家的“上海时代”。
开埠后的上海，洋行林立，商铺鳞次栉比，中外贸易空前活跃。席家人来到这个生机盎然的通商口埠，机会增多，但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里与他们以前到过的传统城镇毕竟已大不相同。初来乍到，不少席家子弟仍从事他们熟悉的行当，同他们的前辈一样，操纱布业，或贩运丝绸，经销海鲜及烟糖杂货。在中外商贾充斥、竞争角逐日趋激烈的上海，市场复杂多元，经营手段也多种多样，凭借传统经营方式而大获其利者，仍大有人在。同时，新事物、新情况也在不断涌现。
席家在上海最有声势的是在金融业，包括开设钱庄，在外资银行充当买办，继而在国内银行拥有一席之地。
一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一批洞庭东山人去钱庄学业，此有深刻之背景。当太平军进攻苏州一带，洞庭东山的富室巨贾纷纷避难于沪上，并将资产转移到这儿开办起钱庄，由此即吸引了洞庭山同乡来钱庄谋事习业。钱庄之业，除少数独资，大多为合伙组织。有时资本多寡倒无关宏旨，但信誉特别重要，“全恃合伙人身家信誉怎样为断。尽有出资不过万两，而垫资多达数百万两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洞庭山帮”在上海钱庄业中声名隆起，而这大约在一九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之后。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洞庭山的严氏、万氏、席氏、王氏、叶氏等家族于一880年之后在上海独资或合资开办的钱庄有数十家。在洞庭山帮中，席家开设的钱庄也占有一定份量，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开设过钱庄。在席氏子弟中，还出现了多位专门经营钱业的人才，如席季明、席润身、席启孙等。
洞庭席家是近代中国闻名的银行买办世家，在这个家族中，不唯席元乐一脉的席正甫这一房当买办者多，其他几房，大房席嘏卿（其子席锡蕃）、三房席缙华及过继给他人的四子素恒（即沈吉成），出任买办者也众。于是，便形成了以席氏家族为中心，洞庭山诸大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结成一个颇具势力的“银行买办集团”。近代上海外滩一带，十里洋场，是中外注目的地方，那里集中了众多的外国银行。从外白渡桥一路走来，依次是：英商之汇丰银行，黄浦滩一2号；德商的德华银行，黄浦滩一四号；华俄道胜银行，黄浦滩一5号；英商麦加利银行，黄浦滩一8号；日商横滨正金银行，黄浦滩三一号，还有东方汇理银行、有利银行、宝信银行、住友银行、运通银行、中法工商银行、华义银行，……。这些“杰阁崇楼”的外资银行都“招请华人共主张”，其买办职务，不少是由来自太湖之滨洞庭东山的席氏家族子弟或与他们有姻亲关系者充任。洞庭席家有数代，假如加上几个女婿，计有十多人，他们先后在上海主要外资银行担任买办。
席正甫、席立功、席锡蕃，这些名字的背后，联系着的是一个个赫赫有名的外商银行。而银行买办与钱庄主相结合，便构成近代金融界的一股新力量。其结果，使原本在上海不见经传的洞庭山帮，异峰突起，令许多老牌商帮刮目相看，不敢小觑。在外国人创办的众多银行中，买办这个重要职位长期为洞庭人所把持。于钱庄方面，因为近代钱庄与新式银行存在着难以分离的密切关系，所以，又使洞庭山人在近代上海剧烈的钱业竞争角逐中占据优势。
自一九世纪中叶外商在华开办了一批银行，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中国人出来开设这种现代金融机构。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一8九七年），盛宣怀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才出现了中国第一家银行。该行设立之初，参酌外商汇丰银行成例，由各总董共同拟定中国第一个银行章程。但中国通商银行是一家商办银行。一九05年，设户部银行，我国始有国家银行。之后，中国人自办银行渐多。国内银行始兴，敏锐的洞庭席家人便捷足先登，前去谋职。
因为在外国银行任职多年，席正甫、席立功父子非常了解新式银行与中国传统钱庄之区别，所以，在国内政策松动，允许开设银行之际，他们有心投资于银行。在盛宣怀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因与他关系密切，多有帮助，通商银行在许多方面即参照汇丰银行之成例。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户部草拟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鉴于席正甫在外国银行的丰富经验，邀其参与筹建户部银行。其间，席正甫与一些筹建人员相识。第二年，户部银行总行在北京正式创设。同时，在上海、天津、汉口、广东、四川等处分设支行。可惜，那一年，席正甫去世了。户部银行额定股本为库平银四00万两，每股一00两，分为四万股，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任私人自由入股，“其余募之于官民”。为官商合办之银行。因为席正甫曾参与其事，知道内部情况，所以他的几个儿子都先后入股投资。长子席立功在该银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合计有一三20股。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曾为宝信银行买办、席正甫的第三个儿子裕光即出任该行副经理。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8年）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即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值得一提的是，席裕光的另外两个兄弟，也在户部（大清）银行的其他分行任职，其中弟弟席裕奎（字聚星，席正甫六子），于一九0六-一九0七担任户部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哥哥席裕昆（字友于，席正甫次子），一九08—一九一一年间任大清银行营口分行经理。
这是中国国内银行的初创时期，洞庭席家占得先机，所以，他们在银行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期。席立功后继任汇丰银行买办，因为在银行业方面经验丰富，一些华商银行在筹建时均邀其参与。一九一2年，江苏银行创立，总行设在上海，席立功就是该行的董事。席聚星曾担任中华勤工银行的监察，该行系楼恂如、王正廷、穆藕初等所发起，于一九2一年一一月开业。席裕光有两个儿子，即席德懋、席德柄。德懋、德柄兄弟在民国时期上海的金融界都是名声响亮的人物。
洞庭席氏家族迅速在国内银行中产生影响与作用与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打比方说，席德懋一家与宋子文家族很早就有联系，席德懋原与宋子文同过事，后他的女儿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席德柄与宋子文又是在美留学的同学，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一九四九年中外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豪门》一书，解析民国时期宋氏等家族财团的形成，“中国的财富，聚集在宋家的周围，用血缘与裙带，联成了一个中国式的独占财团。” 宋子文能由财政而金融，再由金融而控制实业，在他出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实为第一台柱”。在中国银行里，宋子文所倚重的人物之一就有来自洞庭席氏家族的席德懋：“中行南派另一人物为席德懋，字建侯，江苏吴县人，现年五十余。他的父亲为汇丰银行职员，有买办渊源。席进银行界已三十多年，曾任宋时代的yanghang业务局长，后来则为中国银行董事，长期在纽约，管辖中国银行海外分支行。他为宋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现任yanghang理事，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席德懋之所以能成为民国时期金融界一位具有相当影响与作用与影响的人物，很关键一点，即与席家人长期以来在外商银行中所形成的地位以及在钱业中所拥有的实力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也包括他们在外商银行工作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席家子弟已发展到参与开设银行。据不完全统计，由席家人合作开办的银行有：（一）惠丰商业储蓄银行（惠丰储蓄银行），席季明与人组织，一九三2年创办，资本额20万元，经理为席季明。一九三七年停业。（2）上海纱业银行。为了解决纱业同仁的资金问题，以及行业的更好发展，一九四2年5月，席少荪与纱业同人闻兰亭、唐志良、顾锡堃、张雨苍等发起筹备上海纱业银行。8月该行成立，一0月20日正式开业，资本额500万元，行址在大上海路（今延安东路）一四2号。上海纱业银行董事长为闻兰亭，席少荪、唐志良两人为常务董事，驻行。（三）中国商业银行，李泽、沈长赓、叶扶霄、王毅斋、席季明等参与创办，开业于一九四三年，资本总额2000万元，席少荪在中国商业银行中任监察人。洞庭席家向上海各金融机构全面渗透。
明清时代，洞庭席氏家族涌现了不少名商巨贾，与诸商竞雄于南北，在商业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至近代，在上海当买办，开钱庄，经营新式银行，从钱庄到银行，从外资银行到国内银行，开新创业，从而在通商大埠上海“占金融界一部份雄厚势力”。席氏家族在近代商界地位的确定，很大程度是由这个家族在金融业中所具有的势力与影响与作用与影响力。
席家人在上海也有继续从事他们的传统行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在人们的印象中，席家人做买办，进洋行，出入洋场，经销洋货，更多的是与“洋”字沾边。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有不少席家人仍在他们熟悉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并依据近代市场的发展，有所调整，有所创新。如棉布棉纱，这是席家人经营了数百年的老行业。在近代上海，东山人销售土布棉纱者还有不少，席家子弟中也有几位，如一个叫席伯康的商人，就与人合作在南市开设过志康土布商号，有一定的销路。近代上海棉纺织业发达，但这个市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与影响，很不稳定，大起大落，许多商号经常因为市场的剧烈变动而破产。席少荪早年来沪经商，主要从事棉纱贸易，他在棉纱市场经营多年，颇有一套，“业棉纱，有声于时”。他曾担任上海纱业公会执行委员。一九四2年5月，席少荪与纱业同人共同发起筹备上海纱业银行，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纱业同仁的资金问题，以促进行业的更好发展。另有席元亨一九22年在上海开设和大棉行，从事棉花进出口业务，生意兴隆时还在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号，在青浦有棉花基地。
在经营丝绸业方面，席守愚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席守愚，名素长，生于光绪元年（一8七5年），东山叶巷村人，他是右源公的后裔。虽然出生在一个经商的家庭，但因为父亲早逝，席守愚小时候的家境非常贫寒，依靠祖传余屋之租金，还有族中义庄提供的抚恤金度日。在族人的帮助下，席守愚就读于东山的叶家私塾。他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刻苦勤奋，学习成绩优良。一六岁时，席守愚经同乡、亲戚的介绍来到上海，先在一家绸缎店为学徒，做事勤快，为人厚道诚实，受到师傅们的喜欢，后升为账房。之后，他一直在上海大纶绸缎局工作，历任总账房、经理、总经理。大纶绸缎局位于河南路四0一号。席守愚经营有方，规模逐渐扩大，在南京路抛球场口等繁华地段都开设起店铺商号。大纶绸缎局在一些地方也做了广告，“绸缎呢绒，花样齐全，男女时装，样式新颖”，从经营丝绸呢绒，发展到男女时装的制作、销售。大纶绸缎局在当时号为“绸业先进”。不管他是为人还是经营，席守愚口碑俱佳，在本行业中颇负声望，被视为上海绸缎业的领袖，被公推为上海绪纶公所会长。
这里，还要谈到席家长期经营的典当业。在江浙一带，如常熟、昆山、松江、青浦以及川沙等地，原有一些洞庭席家人经营或习业的典铺。随着上海的通商开埠，整个江南的经济中心发生转移，一些人就将典当业务移迁到上海。如席素铎，字微三，他家在清代就在川沙一带开设过同德等典当，席微三从小习典当业。另一个行业是银楼业，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席存堃。席存堃，字云生，生于光绪二年（一8七六年），东山翁巷村人。席云生为“存”字辈，与同岁的人相比，他在家族中的辈份是很高的，比席正甫的父亲席元乐还高上一辈，都是左源公的后代。席云生自小颖悟，上海开埠通商后，商贾云集，席云生“以为科举之不切实用，操奇计赢，业乃大盛。”与人合股在上海开设杨庆和发记银楼，任经理。在银楼中，也吸引了其他席家子弟的投资。杨庆和发记银楼，位于河南路一5四号，因为席云生数十年诚信经营，远近闻名。
在文化经营领域，如办报纸，从事印刷出版业。明清时期，洞庭席氏虽然是一个经商家族，但不输文采，在藏书、出版方面有着良好的声誉，其经营的“扫叶山房”名闻大江南北。近代，席家子弟依然对文化事业抱有热情，在这方面大放异彩的是席子眉、子佩兄弟，他们利用近代上海独有的环境，办报纸，设书局，把文化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
席子眉，名裕祺，字佑廷，出生于江苏青浦珠里，即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他是左源公的后裔。他有一个哥哥，叫席裕祥（字荫庭），一个弟弟即席裕福（子佩），后出嗣给旁支。子眉的父亲席素敏，以经商为业，敦孝友，民国《青浦县续志》有其小传。席子眉自幼跟随父亲习贾，虽然其家经商，但家境并不富裕。此后，家庭又接连遭受不幸，继爷爷病逝后，子眉的哥哥席裕祥和母亲沈氏先后去世。稍后，又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十年战事，对这一带社会经济所造成极大的破坏，元气大伤。朱家角镇的席家也在这场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不久，席子眉到上海做生意。他交游广泛，喜爱文化事业。一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商业勃兴，国内外来沪经商者接踵而来。欧风美雨，西方的事物大量传播。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一8七2年四月三0日），英国人安纳斯脱·美查（E.Major）与人合股在上海创办《申报》。在创办申报之前，美查已与席子眉熟识，“以其性厚重有贤操”，让他做了报馆的经理，即买办。美查对席子眉非常器重，后分设点石斋印局、图书集成局等，“命皆摄其事”。出版《点石斋画报》，筹划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等，不少事情都由席子眉一手经办。光绪二十三年（一8九七年），席子眉以中风病故。弥留之际，推荐其弟席佩子继任《申报》华人经理。
席子佩，名裕福，是席子眉的弟弟，生于同治六年（一8六七年）。席子佩是那个时代的活跃人物，在近代中国的新闻、印刷出版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席子佩在青浦朱家角读了几年书，因哥哥子眉在上海做生意，也经常去上海。时值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不久，子佩“亦以家道中衰，不忍常习举业重为家累，旋亦到申习贾。”席子眉出任申报馆买办后，家境渐渐好转。哥哥参与办报，信息大，交游广，这对席子佩的影响与作用与影响很大。在哥哥的提携下，席子佩很快在上海立足。后继席子眉出任申报馆买办。几年后，美查因年事已高，不愿久留上海，回国心切，有意转让《申报》。席子佩长期在报社，是一个富有雄心的报人，目睹“彼时沪上报纸均为其他人所操纵，深切痛心，今以美查亟欲返英”，认为机不可失，于是纠合有志之士，“集资盘受该报”。时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02年）。一九0六年，美查正式以七5000元代价将《申报》全部产业出让给席子佩等人。宣统元年（一九0九年）正式签订合同。于是，这张“全国言论中心的申报”成为国人的“言论jiguan”。由此，席子佩名声大振。
自办《申报》后，席子佩遇见了严峻考验与挑战，这不仅来自新闻界的压力，其时美国人福开森（J.C.Ferguson）在上海购得《新闻报》出版发行权，其发行量逐渐超过《申报》；同时，报纸因涉及印刷、发行等方方面面，作为国人自办报业，在资金、设备、技术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席子佩苦心经营，逐渐不支。一九一2年，以价银一2万元把申报馆转让于另一位报人史量才。史量才，字家修，也是青浦人，曾任上海《时报》主笔。一九一2年一0月，史量才正式接办，自任总经理，但仍聘办报经验丰富的席裕福为经理。史量才购得《申报》后，悉心经营，锐意改革，销量大增。席子佩自卖出《申报》后很懊悔，一九一5年，聘请律师向上海公共租界公审公廨提出起诉，说他卖出的是报馆产业，“申报”两字商标并未卖与史量才，因此史不得以“申报”名称出版报纸。结果史败诉，又拿出20余万元付给席子佩，作为承购商标的费用。席子佩以胜诉所获银于一九一六年另行创办《新申报》。但经营不善，办了一年多而停刊。席子佩在出版领域的贡献，前面已经谈到。
洞庭席家还投资于新兴领域，如房地产、近代工矿企业。席家在上海的资本规模在日益膨胀，他们也以此不断扩展新的经营领域。随着近代厂矿的出现，一些卓有远见的席家人也开始投资创办新式工厂。从更深的社会背景来看，开设新式企业，这与当时上海等地掀起的“实业救国”运动分不开。所谓“商兴而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这场运动整整影响与作用与影响了一代工商业者，在这股浪潮中，一些席家商人积极响应。新式的纱厂、绸厂、布厂、面粉厂等，席家也有人尝试经营。把商业资本部分转投近代工矿业，这是一大进步。如席子佩在经营书业报章、出版印刷之余，还参与经营过大有机器榨油公司。大有机器榨油公司是一家商办企业，光绪三十一年（一九05年），席子佩与朱葆三在上海创办，资本约一四万元。另外，席子佩还在淮扬徐所属各地设立蛋厂七处。晚年，席子佩回到朱家角，开办了阜丰碾米厂。他以自己的行动提倡实业兴国，以利于民生。买办席立功、席锡蕃在近代厂矿方面也有所投资。一九一0年，席立功与无锡人祝大椿合资成立上海公益纱厂。一九2一年，席锡蕃则与金培生、劳敬修在山东即墨投资创办了鲁丰化工厂制碱公司，资本额一0万元。
上海通商开埠之后，随着新的土地关系的形成，以及近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并在一些因素的诱发下，促成房地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上海迅速崛起，洞庭席家人中也有不少人涉及此业。做得比较成功的是“沙逊阿四”沈吉成。沈吉成不仅是新沙逊洋行的大买办，还是当时有名的房地产商。沈吉成在配合新沙逊洋行进军房地产行业的同时，自己也靠买卖房地积累了一笔财富。他在这方面的成功，看似带有偶然性，实际上很具有典型性。某日，沈吉成与一些英国商人聚会，席间，听沙逊与人谈起英美公共租界准备扩张之事。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条重要消息。回家后，他认真分析了租界现状，以为向西扩展最有可能。遂当机立断，倾其所出，果断地买下了租界以西的一块土地。果然，不久公共租界拓展，沙逊阿四所购置的土地全部划入其内。前后之间，该地的地价顿翻数十倍。随后沈吉成就转手买出，并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建造商业大楼，另修建了永吉里、承吉里、逢吉里等十余条石库门里弄。
汇丰银行大买办席正甫拥有巨万财富，在经营房地产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实力。他曾在英租界购置了不少房地，包括：白克路与大通路转角，有华丽宽大家宅一所，屋旁空地一方，面积达一2.三亩；宁波路中段安定里有房地一处，约一.5亩，等等。这些房地产在席正甫死后多年一直保存着，直到一九2四年5月进行了拍卖，其中白克路大通路转角之地，得价银2九万两；宁波路中段的那块地，得价银九万两。他的儿孙们也有很大热情去投资房地产。据席鹿笙的儿子席与镐回忆，仅他所知，他家拥有的房地产就有不少：“我的祖父以前建了四0个town house，有许多店铺。有三处地，即福煦路一8一号、一九一号，还有安乐村。安乐村是一个里弄，我们在那里建有一些房屋。一8一号、一九一号的地方，我祖父、我父亲在这些地方都盖过房子。后来我的母亲对房子进行翻建，变成六0个town house …… 这样，我们共有一00个town house。这么多的房子出租，我们每个月得到的租金很可观的。”不仅席正甫一支如此，其他各支、各房，都有人热衷于房地产业。翻阅相关的房产契约档案，发现洞庭席氏家族在上海拥有的房地产的确非常可观。
投资工矿业，经营房地产，这些都是近代的新兴领域，还有部分席家子弟特别富有经商头脑，善于开拓新的经营之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席玉书，他早年来沪，曾开设中和药房，经营灵宝丹等中药。后改营新药，以此起家。一度经营过押当业，在该行业也有一定的名声。席玉书性格豪爽，好宾客，结识朋友甚多。在广泛的交游中，他也增长了见识。近代上海工商发达，各业兴盛，席玉书在仔细考察了各业情况后，认为“代办事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于是，他先创设普益代办所，以服务社会为主旨，代理婚丧喜庆诸事，兼任代客买办货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席玉书终于在上海公共租界牯岭路六号创办起他的普益代办公司。牯岭路位于今天的黄浦区西部，东起西藏中路，西迄黄河路，一九一四年辟筑，以江西庐山牯岭镇命名，沿路有礼堂及旗篷、徽章制作等店家，还积聚了明星日报、金钢钻报、东方日报等报馆。席玉书选择在牯岭路开设普益代办公司是颇具眼光的。中国传统的婚丧喜庆事务，繁文缛节、铺张浪费，对相关家庭以及亲朋好友，在财力、精力、时间上都很受影响与作用与影响，席玉书针对传统积习大胆革新，远见卓识，“实开后世集团出嫁、殡仪馆及电话购货等事业之先河。”
精明能干的席家人在上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工商界及其他社会领域，有不少席家子弟被选为委员或担任职务。清末民初，席子佩、席立功、席德辉（裕光）、席聚星等，都是连续几届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的会员或特别会员。这些会员、特别会员人数并不多，需要具备一定资格与声望。一九0六年，席子佩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会员。在该会的资料中，介绍了席子佩的基本情况：字裕福，年四十岁，江苏青浦县人，候选道，住西藏路，其营业：董理书业，创办点石斋书局、大有榨油公司。第二年的名录里，席子佩成为商务总会的调查议董，执业改为“申报馆”。此后几年除继续担任商会总会的会员外，还被选为备董、shu-ji议董等。作为汇丰银行的买办，席立功在清末民初曾连续几届被推为上海商务总会这类组织的会员或特别会员。一九0七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中，席立功为特别会员，此后几年，席立功除仍为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员外，还担任该会的会计议董。在《民国五年丙辰岁上海总商会第十届同人录》（一九一六年），席立功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并成为各业分帮会员。他的二弟席裕光（德辉）因为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任职，也曾连续几届被推选为上海商务总会及商学公会会员，或特别会员。席立功的小弟席聚星为住友银行买办，期间也多次被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员。
后来，随着上海总商会人数的扩大，进入该会的席家子弟更多，在一九2七年《上海总商会全体会员》名录中，有席云生（存堃）、席嘉荪（裕徵）、席玉书（裕麒）、席锡蕃（裕康）、席聚星（裕奎）、席鹿笙（德濬）等人，分别代表他们各自的行业而成为会员。近代上海的工商组织名目繁多，迭经嬗变，就华商团体而言，最富影响与作用与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就是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具有相当的历史、社会基础极其深厚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它以联络上海工商业为己任，代表了不同的工商业阶层，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社会中十分活跃。
在其他诸多行业和社会组织中，也时见席家人崭露头角，如席季明，历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做主的人委员、各商业银行汇划庄董事、上海会计师公会委员；席少荪，纱业公会执行委员，发起创办上海纱业银行；席守愚，上海绸缎业领袖，为上海绪纶公所会长；在一九三5年上海市商会中，席季明被推选为钱业代表，席公石为绸缎业代表，等等。这些社会角色的承担，又从一个视角反映出洞庭席氏家族在近代上海金融工商各界中所具有的实际地位。
东山，是洞庭席家的家园故乡，而上海是他们的重要发祥地。上海的生活，深刻地影响与作用与影响着席家人，而席家人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印记，他们的花园、别墅、洋房，等等，散落于城区各处。近代上海百年的经历，对洞庭席氏家族来说，那是一段重要时期。上海改变了许多席姓子弟的生计职业，由此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发生极大变化，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逸出了中国固有的传统，同时，视野开阔了，见识增多了，交游网络与商业关系也拓展了。
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不少席家子弟离开上海，借助于各种关系迁居海外，又开始了他们重新创业的历程。目前，洞庭席家后代已散居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及香港、台湾等地，有的分布于国内各大中城市，他们在海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其人数也十分可观，而考察其渊源，大多经由上海出去的。洞庭席氏家族 —— 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大族，通过上海，拥有了更加庞大的社会网络。
一九四九年以后，随着上海整个城市结构的转变，原先在这里从事金融、工商活动的席家人纷纷转行，或赋闲居家；而他们的子弟在职业选择上更是发生重大转向，大部分人已不能再像祖辈一样从事经营活动——席家世代经商的传统中断了。又因为曾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席家很多人得以有机会转到科教文卫部门工作。所以，近数十年间，席家有不少人服务于国内各地的高校及科研院所，涌现出一批出色的专家学者，此也为前所之未有。
现在，又有一批席氏子弟在各地脱颖而出：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席德华；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席时济；以兴实业、办公司而言，有旅港著名实业家席正林（裕霖），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总裁席时平，上海舜业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钢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席劲松，香港安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席与善等；在科教文卫领域有：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席裕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席德明，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席德立，南京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席德勋，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教授席德忠，河海大学港口航道及海岸工程学院教授席与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席时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席时桐，知名书法家、新疆书法家协会副做主的人席时珞……他们或驰骋商界，或服务政界，或活跃于科教文卫，尽显才能，各有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