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爻辞、卦爻辞的起源
卦爻辞、卦爻辞的起源
《易经》由六十四卦的卦象以及与这些卦象相关联的卦、爻辞组成。而六十四卦象，都是由阳爻“一”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每卦六W的排列是从下而上，用爻题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称阳爻为九，称阴爻为六。卦爻辞是《易经》的主要经文。既然如此，那么，什么叫卦、爻辞七易传《系辞上》说：“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所谓卦辞，_就是解说整体卦象的辞句，它提纲挈领地概括和阐释一卦的整体形状和意义。其文一般系于卦象之下。所谓爻辞，就是解说爻象的辞句，即它分别阐释六爻的意义。其文一般系于卦辞之后。例如，卦象，其卦名为乾，卦辞是“元亨，利贞。”“元”，大》“亨”通“享”，即以供物祭祀神灵;“利”，利益的利;“贞”，占筮。这卦辞是说，人们筮遇此卦，可举行大享祭祀，并能够起到好影响与作用的占问。在《乾》卦辞之后，紧接着就是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潜”，隐栽。“用”，施行。“勿用”，如同现在所说的“勿动”。此爻辞以潜龙比喻人隐居不出，静处不动。因此，人们筮遇此爻，不可求用于世。其余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诸爻，均有具体的爻辞，这里不一二详说。因《易经》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和每一爻都有解释的辞句，所以，其卦辞共有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但是，在《乾》卦和《坤》卦里，分别增添了一条关于六个爻的综合爻辞，即《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用六”，实际上，爻辞总共有三百八十六条。
关于《易经》卦、爻辞的起源，即卦、爻辞编定的年代和作者及其素材的归属问题，是易学史上争论已久的重要问题，古往今来，历代学者们都做了很多探讨，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说：“易之兴也，弈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作者将卦、爻辞的时代大体确定为殷周时期，认为作《易》者有忧患意识，但未确定谁演《周易》为六十四卦，对作者持存疑态度。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和《报任少卿书》中指出，是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实际上是肯定文王作卦、爻辞。汉代学者大多数承袭司马迁的说法。如扬雄《法言•问神》、王充《论衡•正说》中都沿袭这个观点。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如《淮南子•要略训》中就指出“伏羲为六十四变”，主张是伏羲作六十四卦辞。此争论一直延续不断。但是，从西汉到宋、明这段时间里，就主导的传统观点来说，存在着两种说法：一说为东汉郑玄、南朝梁武帝肖衍、宋朝吴人杰等人，根据《系辞》和《史记》的记载，认为卦辞和爻辞都是文王所作;另一说是东汉马融，三国吴人陆绩，宋朝朱熹、陈淳、胡一桂，明朝杨时乔等人，根据爻辞中提到一些文王死后的事情，认为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至淸代今文经学家廖平、康有为等人，则一反传统说法，认为卦、爻辞是出自孔子之手。但学者多以为此说出于膪测，不可据信。
本世纪二0年代末至三0年代初，学术界对《易经》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以郭沫若、顾颉刚、余永梁、李镜池、陆侃如等为代表，他们从卦、爻辞的句法与卜辞相类的角度，从《易经》中所载的故事、史实、风俗制度等所反映的时代来加以阐释，从而否定了司马迁的传统论断。其基本观点如下：
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认为，《益》卦六
三、六四，《泰》卦九二，《复》卦六四，《夬》卦九五诸爻辞中都提到“中行”，而中行即是春秋中期晋国人荀林父，由此可断定《易经》的创作时代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当在春秋以后。他的结论是：卦、爻辞为楚国人孔子的再传弟子酑臂子弓所作。
顾颉刚、余永梁等人认为，《易经》卦、爻辞非文王所作，而是周初的作品(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
李镜池在《周易筮辞考》、《易传探源》等文中提出，《易经》编著始于周初，写定于西周晚期，与《诗经》时代略同，卦、爻辞作者非一人，乃是集无数卜巫之官历代集累而成。
陆侃如在《论卦爻辞的年代》一文中认为，《易经》卦、爻辞经过数百年的口耳流传，到东周中叶方写定。
解放后，六0年代初又展开了对《易经》卦爻辞时代及作者的探讨。在这次“百家争鸣”中，主要以冯友兰、李景春、任继愈、李镜池等为代表，所得结论未臻一致，主要看法是认为，卦、爻辞作于周初，经过多人多时加工编纂而成。具体来说，冯友兰在《易经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认为，卦、爻辞不是文王、周公一两个人的一时之作，而是经过长期积累而成的，其定型可能在殷末周初。李景春在《周易哲学的时代及其性质》一文中则肯定，卦、爻辞为文王所作、周公所补充。任继愈在《易经和它的哲学思想》一文中主张，尽管《易经》时代拖得很长，但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李镜池继续坚持他在三0年代的看法，认为《易经》卦、爻辞的编*时间在西周中后期。自七0年代末以来，《周易》研究在国内外又趋髙潮。特别是80年代末，国内出现了《周易》热，对《周易》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卦爻辞的时代和作者问题，仍然是众多专家、学者颇关注的重要问题，如高亨、刘大钧、张立文、朱伯座、黄寿褀、张善文、金录芳等专家和教授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持论不一，未取得一致的见解。大体上，被学术界认可而较有影响与作用与影响的有三说：殷周之际说(持此说者居多)、西周末年说、战国初年说。
那么，《易经》卦、爻辞究竟是什么时候何人所作?我们认为，《易经》卦、爻辞并不趙司马迁所说文王演“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它是反映了商、周的社会面貌，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前期，作者却不一定是文王和周公，而是由当时掌握卜筮的史官采辑、订正、增补、编纂而成，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理由如下：
首先，从殷周之际所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以及科学技术的水平稃，已具备了产生《易经》卦、爻辞的科学思维萌芽的可能性。殷周之际，我国社会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因为奴隶和平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发展。在农业上，很多农作物的品种已被我固劳动人民从野生的植物中培育起来。考古发现距今四七00年前的浙江旲兴钱山漾遗址中有粳稻和籼稻的不同品种，还出土了耘田器和戽水、捻河泥的“千節”等工具，耕作技术已有中耕、施肥、灌溉等。据商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农作物品种繁多，已有黍、稷、菽、麦、稻、禾等农作物种植。在畜牧业上，人们巳经学会饲养猪、羊、牛、马、鸡、犬等家禽家畜。在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有养蚕，商代的蚕桑业已有较大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促使手工业的发展。考古发现距今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采陶;四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有快轮制陶技术，制成的黑陶表面光亮，称为蛋壳陶;而安阳、小屯出土的商代青釉器，是经过一二00°C高温焙烧而成的，表面施釉，吸水性低，质地坚硬，其胎质和釉的化学成分同宋、明的瓷器相接近。商代的靑铜冶铸技术更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制作精美，而且体形宏伟，技术已相当复杂。如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七5公斤;河北藁城出土的铁刃育铜铽等兵器，刃部是经锻打的陨铁薄片。商代青铜冶铸技术还可能运用于农业生产来制作工具。其他如建筑工程、纺织等也得到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当时的科学技术有了显著发展。例如：天文学、历法和算学的发展。商代甲骨文中就已有世界上最早关于日、月食的记载，并且采用了干支记日，在历法中规定了闰月。同时，还已采用了十进制来记数，最大数为三万，并已攀握了自然数的简单运算和运用倍数。上述这些都为《易经》卦、爻辞的科学思维的萌芽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表明其产生是与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水平相适应的。
其次，从《易经》卦、爻辞本身所记载的历史故事和所反映的风俗习惯及制度来确定其时代和作者，乃是最为有力的证据。《易经》卦、爻辞中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具体表现为：
一.王亥丧牛羊于易的故事。见《大壮》卦六五爻辞：“丧羊于舄，无悔。”又《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眺，丧牛于易，凶。”“易”，古国名。“鸟焚其巢”，比喻旅客的住处被烧。“号眺”，大哭。王国维根据甲骨文中殷人祭祀王亥的记录，确定王亥是殷先王。顾颉刚又根据王国维关于王亥的探讨*确定这二条爻辞是记载了殷先王亥的亊迹。其意思是说，殷先王亥在有易(狄族)旅居，从事于牧畜业的“服牛”、“牧羊”。第u次，虽丧羊于易，但并不因此困厄或危险，第二次，因为王亥行淫享乐(又说是有易国君为夺取亥的财产)，有易国王緜臣将王亥杀了，并夺取了他的羊，所以说凶。•:•.••••.....
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亊。见.•《既济》卦九三爻辞：“髙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又《未济》卦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即殷王武丁，是帝小乙之子，盘庚之侄。“鬼方”，是古国名，严允部落之一，在当时中国的西北地区，为北方的一个强族，威胁着殷、周。“克”，胜。“三年克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是指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到三十四年王师战胜鬼方，恰好三年。“小人”，指奴隶。“揉”，动。“大国”，指殷。这里“高宗伐鬼方”与“震用伐鬼方”，说的是同一件事。《既济》是从殷人角度说的，《未济》卦是从周人的角度说的。这二爻辞是说，殷王武丁征伐鬼方，用三年时间取胜，但作战时不要奴隶参加。而周人动员了不少人出征，帮助殷王武丁伐鬼方，打了三年，胜利了，受到了大国殷的赏賜。
三.帝乙归妹的故事。见《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又《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帝乙”，即殷帝名乙，纣的父亲。“归”，嫁。“妹”，小女的通称。“祉”，福。“君%上古时称王之后、诸侯的夫人为君。“袂衣袖，代指嫁妆。“良”，美，“儿”，既。每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为既望。这两爻辞是说，殷帝乙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周文王，•做为周国的王妃，因而说是得福、大吉的事情。但，又以其妹妹陪嫁，而且妹妹的嫁妆比姐姐的还要溧亮。其结婚在月既望之时，这是个吉利的日子。
四.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见《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康侯”，即康叔封，为武王之弟，曾为周司寇，初封于康，后徙于卫，故称康叔或康侯。“锡”借为“賜”，犹“献”、“予”。古代上赏下称“锡”，下贡上也称“锡”，不似后来有分别。“蕃庶”，众多。“接”与“捷”通。《经典释文》说：“接，郑音捷，胜也。”这卦辞是说，康叔在平定蔡叔、管叔、武庚等的反叛中，一日三捷，把俘获的众多马献与周成王。
5.箕子明夷的故亊。见《明夷》卦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箕子”，唐朝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引马融说：
“其子纣之诸父”，认为箕子是般末时人。据《史记•宋世家》中记栽，箕子为商纣王时大臣，纣王暴虐，箕子劝谏不听，于是箕子就披头散发，假装疯狂，沦为奴隶，故意伤害自己以避祸。“之”，犹“有”，得的意思。“明夷”，指鸣鴂鸟。这爻辞是说，箕子猎得鸣鵁，结果吉利，所以筮遇此爻，能够起到好影响与作用的占问。
六.王用亨于岐山的故事。见《升》封六四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又《随》卦上六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王”，指周文王。“亨”，祭祀。“岐山”，西周境内的山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拘”，囚。“从”读作“纵”，释放的意思。“维”读为“進”，急走的意思。“西山”，即岐山，因在铕京之西，故称西山。这二爻辞都是记载了文王的故事。上条是说，文王祭祀神于岐山，吉利而没有实湛;下条是指，殷纣囚系文王于羑里，又释放使他离去。待文王回归到周，就祭祀西山*以报答神的保佑。
从上可见，从时间上看，这些故亊所记载的都是自商朝到周初康侯时期的历史事件。据此，我们大体可以断定，《易经》卦、爻辞初步成书于康侯时的西周前期，即西周成、康时期。与此同时，既然《易经》卦、爻辞中记录了文王被囚羑里及其被释放后亨祭于岐山的事实，那么，以此可推知文王囚羑里作卦、爻辞为不确切。特别是《易经》卦、爻辞中记载了康侯参加平定武庚、管叔、蔡叔叛乱事件，这在历史上是发生在文王乃至武王死后，由此也可认定文王演《周易》之说靠不住。
再次，从《易经》卦、爻辞中所运用的语言来确定其时代和作者，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不同时代的作品，往往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卦、爻辞中有一些类似“比”、“兴”诗歌的体裁，如果将其与《诗经》中的某些相类的诗相比较，可发现二者之间的异同。例如，《明夷》卦初九爻辞有“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把它译成现代语言就是：鸣鹤在天空中飞翔，搭拉着«膀以求食，君子在外地旅行，常常是挨饿不得食。这是一首“比而兴”的诗歌，它以鸣鵁“垂其翼”来比拟君子旅行在外，三天不得食而受饥挨饿的形象。就韵律而言，“翼”与“食”同韵相叶，是首韵文。而《诗经》也有类似的诗文。如《小雅•鸿雁》说：“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邶风•燕燕》说：“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豳风•东山》说：“倉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又如《中孚》卦九二爻辞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把它译成现代语言是说：鸣鹤在幽静的地方，你唱我和。我存有很好的美酒，与你共醉。这是一首触景生情，“因所见闻，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声”(朱丧《诗集传》)的诗歌。诗中以鸣鹤的你唱我和来起兴它所要说的“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的话。就韵律而言，“和”、“爵”、“靡”古音相叶同韵。《诗经》还有类似的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诸。’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小雅•鹤鸣》)。“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郑风•萚兮》)。
由此可见，《易经》卦、爻辞中的比兴诗歌与《诗经》中的风、雅诗章之间，不管他是内容题材，还是语言结构和辞汇运用以及表现手法都很相似，可视为同类的诗歌。但是，它们二者之间也有所不同：《易经》卦、爻辞中的比兴诗歌，内容简单而语言简古质朴，《诗经》中的风、雅诗章，内容丰富而语言流杨圆润。为什么有此差异?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从《易经》的繇(借为谣)到《诗经》的民谣，反映了诗歌的发展过程。就此而言，《易经》的短繇可说是诗经民谣的前身，可知《易经》卦、爻辞的产生要比《诗经》中的风、雅诗章早。退一步说，既便说《易经》的短繇与《诗经》的风、雅诗章同时，根据通常文学界一般认为《诗经》中风、雅诗歌约产生于西周到东周之际，那么，也可推知《易经》中比兴诗歌的产生与《诗经》中的风、雅诗窣相当。而这种比兴诗歌，在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是罕见或不见的。由此可断定文王演周易、周公作爻辞为不足信。又从《易经》卦、爻辞中有筮辞和韵文诗歌等不统一的文体来看，也可推测《易经》卦、爻辞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它舞由卜筮史官在不断占筮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占筮资料，再经过他们的概括、提炼和初步抽象，从而大体上成为现今流传的本子的。
《易经》中卦、爻辞就其素材说，是来源于筮辞，是从般周积累大量的筮辞中挑选、整理出来的九理由为：其一，有史箱记载。据《周礼•占人》上说：“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这是说，古代掌管卜筮的人，在每次卜筮做完之后，都把所得的兆象和占断的辞句记录下来，连同礼神的钱币一起，蔵于府库。年终时，把所积累的卜筮和筮辞加以统计、整理，看其有多少条已经验证，已经验证了的就筛选出来，作为下一沐卜筮的根据。其二，从《易经》卦、爻辞中可找到内证。如《蒙》卦卦辞说：“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读，读则不告，利贞。“亨”同享。“蒙”古通“矇”。《说文》说：“矇，童朦也。”即指年幼无知。“读”，指不敬和亵渎的意思。整个卦辞窓思是说，筮得此卦，可举行享祭。年幼而无知的童蒙求我，不是我去求童蒙。•如果不相信，再三求筮，那就是对筮者的不敬和亵渎，求筮之心不诚，理当不再回答。在这里，“我”显然是占筮者的自称，筮者用第一人称，而不用第二、第三人称，这与在《随》卦上六爻辞和《升》卦六四爻辞中称“文王”为第三人称不同，可推知《易经》卦、爻辞就是卜官根据筮问的记录汇编而成，所以保留了第一人称。又《比》卦卦辞说：“比，吉。原筮，元(亨)，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方”犹:“帮”也;、不宁方”，即不安宁的邦。卦意是说，原占筮是大吉，但不安宁的邦国，即不愿E服的诸侯国来朝，后来到的有凶祸。而《巽》卦九二爻辞则说：“巽在床下，用史®纷若，吉，无咎。”“巽”，伏也。“史巫%古代指亊神者，是“祝史”和“巫领”的合称，一般说来祝史掌管祭祀，巫觋负责降神。此爻辞是说，人遇怪物，惊惧而伏在床下，请了很多史筮施巫术压鬼物，除不祥*所以吉而无害。这些说明当时史巫之官，不仅管理卜筮，而且整理了卦、爻辞。其三，《易经》卦、爻辞中有不同卦的爻辞重复的现象，如《泰》卦初九爻辞与《否》卦初六爻辞都是“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屉》卦六三爻辞与《归妹》卦初九、九二爻辞相重复，都是“眇能视，跛能履;《小过》卦辞与《小过》卦六五爻辞都是“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等。“茅”，草。“茹”，草根。“汇”，类。“以”，及。“眇”，指目盲。“能”，而。就是说;茅萆及其同类之物，有害于庄稼，必须连根把它拔掉;②目盲而看物，腿瘸而走路;③在我西郊一带的上空升起了浓云，但不下雨。这些也说明《易经》卦、爻辞最初只是某卦某爻的筮辞，后被卜筮之官整理而编入《易经》。
